旺报:台湾社会智慧 台北电影节精神价值不可断

来源: 添加时间:18/01/12

  12月18日电 台湾《旺报》18日刊发台湾媒体人卓亚雄的文章称,两岸交流项目无所不在,一些经验与智慧,都该是两岸交流的精华事项,看似不是具经济效益,但是智慧的无价传输,那是播种的工作。

  文章摘编如下:

  11月30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30日社论称,电影制片及演员李烈辞去“台北电影节委员会”主席,紧接着包括台湾文艺奖得主、岛内知名的电影剪接师廖庆松等5位台北电影节“咨询委员”全部请辞;而后,岛内重要电影工作者发出集体声明,抗议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倪重华对台北电影节的干预。尽管倪重华已否认,但李烈等台北电影节主事者全部请辞,显示背后总有一定的理由。电影工作者全部自台北电影节退场,是过去台湾电影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不但倪重华要慎重处理,台北市长柯文哲更应深入了解其中缘由。

  文章摘编如下:

  今夏在上海华东师大驻校时,陪同的老师对华东师大校方为每年毕业生离校时留下大量的废弃自行车很伤脑筋。之后我告诉他“其实不难”,台湾许多大学都有单车社(近似的名称),号召同学学习修单车的技艺,一起来创造废弃单车重生。

  关键在怎么重生。作法很简单,修复后堪用的单车,以几乎是废铁的价格卖给一年级新生,他们不必买新车,更无须担心新车遭窃。一些卖相不佳的自行车,全漆成特定颜色,例如醒目的鹅黄、火焰红,当成免费校园公用自行车,谁都可以无偿使用。

  类似这些生活小智慧,是台湾在经济开发道路先行20年的经验,也曾经经过那段自行车是私产、加锁守护的岁月,后来发现改造、重生、创造再生价值是大家乐见的,于是一条新路走出来,也创造更多、更大的利益,这样无价的经验,两岸当然该分享。

  类似突破僵化思维的创新作法真是无所不在,而且是没有成本障碍的经验,两岸当然要加大这领域的交流力度。例如,前亚都丽致饭店总裁严长寿是睿智的经理人,离开总裁职位投身公益,数度行走偏乡,发现偏乡的孩子都自豪于故乡山川之美,但却不知道怎么去告诉外乡人,因为他们大多没有相机。

  严长寿惊觉,都会人家里多的是不用的相机,为什么不活化、再生?最早300万画素时买了一台,之后画素进阶,又不时的买新相机更替,之前的低阶相机就置诸高阁,不再当差,“300万画素对偏乡孩子也够了,为什么不让它们老骥复出?”之后想出募集家里不用老数字相机的作法,一些数字相机公司也支持义务维修。再生的老相机交到偏乡孩子手中,大家看到最灿烂的笑容。

  不只是低阶数字相机,之后还有iPad也在募集之列。互联网达人最大的共通性是跟着潮流走,出什么新机型,随即节衣缩食的跟上,完全不存在时空落差;新机到手,即便旧款还是热机状态,随即遭用户打入冷宫,这现象两岸应都很常见。

  “台北电影节”的前身是“中时晚报电影节”,以鼓励多元、挖掘新锐为重要核心,17年来持续举办专属于台湾电影人的“台北电影节奖”,并且举行“国际青年导演竞赛”,邀请国际重要影人担任评审,是目前台湾唯一举办这样奖项的影展。

  2002年起,台北电影节加入“城市主题影展”,藉由一系列电影放映、展览、座谈及各式活动,带领观众认识每年不同主题城市的电影、历史及文化,至今已有包括里约、华沙等20个国际城市参展。

  相较于金马奖每年更换主办城市的做法,固定在台北举行的台北电影节,其实更具有城市地标的价值;当然,台北电影节的影响力早已超越台北,成为台湾除了“金马奖”之外,最重要的电影盛会,在国际间拥有相当的口碑。

  从某个角度来看,台北电影节具有日舞影展(Sundance)的性质与价值,让一些被埋没于商业电影大制作、高营销成本下的杰出电影、新秀导演的作品有机会被观众认识。然而,看重商业电影的倪重华也不必担心台北电影节的票房,跟“金马影展”一票难求情况类似的是,台北电影节的票一样非常热门。

  台北电影节17年来建立的特色与口碑,是台湾的资产,台北市文化局应该尊重。台湾最可悲的就是政治对文化及各项领域的干预,往往改朝换代后,各种政策也跟着调整,有时把早已成为重要城市营销精神与指标的活动硬生生停掉,或改得面目全非。

  当然,身为台北文化事务的大家长,倪重华不是不能对台北电影节有意见或建议,但是从外传倪重华对台北电影节的指导意见看来,倪重华实在不重视也不理解台北电影节的价值与特质。

  李烈在辞去台北电影节主席的声明中说:“台北电影节坚持体现独立精神与艺术价值,陪伴台湾电影工作者,走过曾经最惨淡的岁月,让众多幕前幕后的电影工作者,在台北电影节奖找到了专属于他们的舞台。无数的创作者在这里初试啼声,被世人看见,也透过与海外导演同台竞技的机会,打开眼界;他们带着从台北电影节得到的肯定,踏入电影的殿堂。”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台北电影节的价值与影响。每个影展、甚至各个艺文活动展演,都视其资源、功能及举办地的属性,有不同的方向与内涵,要台北电影节学习桃影,这是辜负了台北作为首都所具有的高度,浪费了台北电影节多年来所累积与建立的资源。

  影人更抗议的是,这些改变与想法,文化局事前并没有跟台北电影节做必要的沟通,导致许多电影人认为倪重华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他们担心这样的文化局长恐怕会阻碍了多元理念的继续实践。

  台湾这样的服务模式,关键原因在于台湾民众意识非常成熟,不论老少,都愿意奉献自己的体力或智慧给社会;年轻人逢到年节,志愿到火车站当“一日孙子”,帮年长者提行李,这是初级奉献;退休后的银发志愿者,则以其丰富的阅历,发掘促进社会和谐的新模式。前述严长寿的送二手相机到偏乡,正是活化资源,丰富偏乡的大贡献。

  大陆富裕的速度很快,但促进社会均富、和谐的元素还在酝酿,尚未成熟,这条路是迟早要走,必然会经历的事。台湾许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法其实是不花钱的软件,是社会智能的累积,大陆应借镜。(卓亚雄)

  事到如今,台湾市文化局除了不断与影人互杠之外,对于台北电影节的定位与未来方向,有做过更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吗?

  文化软实力是长期酝酿、累积的成果,要破坏它,却可在朝夕之间。如果李烈等人的抗议其来有自,那么,台北市政府可说是让政治力介入电影文化,做了最坏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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